查查跟中風病症相關的題目，發現裡面有一部份是在作缺血型中風的研究，另外有部分是在做出院後的病人該如何處理其日常生活、該如何去照料他們，像有題目是在說如何讓病人起身走路。其實這些題目對我來說可能少有作用，因為我是出血型的中風，而我的手腳都可以活動自如，所以一開始真是找不到有哪些論文可以看XD那就…隨便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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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致病因素之探討及預防
※中風之照護需求
※疾病與壓力感受之相關性
※中風與憂鬱的相關性
※面對疾病壓力之因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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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致病因素之探討及預防
※中風致病因素之探討及預防
※中風之照護需求
※疾病與壓力感受之相關性
※中風與憂鬱的相關性
※面對疾病壓力之因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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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致病因素之探討及預防
中風可分為出血型(Hemorrhage)及缺血型（Ischemic）(又稱梗塞型infarction)兩大類。世界各國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梗塞性發生率比出血性多，台灣地區兩者的發生率則較為相近約1.33 至2.96 倍左右，分析原因發現高血壓控制不佳為最主要危險因素(劉祥仁，1993)。Meyer 等人(1994)研究不同年齡群罹患中風類型的比例，年輕中風患者出血型及缺血型各佔一半，而老年中風患者缺血性中風佔80~85%，而出血性佔15~20%左右。在台灣年輕型中風仍以梗塞性中風最多(陳、賴、柯、劉、劉，2002)。依據歐美研究顯示缺血性中風約佔所有中風病例中85%，而國內的研究指出台灣人發生出血性中風的比例稍高於歐美約占25﹪（陳慧玲、賴明美，2003）。
年輕發生中風是不尋常現象，常見原因為高血壓、中風家族史、糖尿病或高血脂、心血管疾病（賴惠貞、張權維、連倚南，1992;Zetola et al,2001）、抽煙、口服避孕藥、偏頭痛(Chang, Donaghy & Poulter,1999)、高膽固醇食物、酗酒(Zetola et al,2001)都是年輕型腦中風的高危險因子。過去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罹患高血壓者發生腦中風機率是沒有高血壓的6 倍； Marmot 等人（1975）研究移民者的流行病學發現收入、教育背景和心理壓力等因素與腦中風的發生率有關。Kiely 等人（1993）研究發現，父親或母親有中風或暫時性腦缺血發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會增加中風的危險，相對危險為1.4 倍；另有研究顯示，無論任何年齡，男性腦中風發生率高於女性，主要原因是男性的內頸動脈血管壁都比女性厚（陳惠玲、賴明美，2003）。
在世界各地年輕中風患者的危險因子並不相同，它受到遺傳、環境、文化、營養及一些尚不清楚的因素影響而有地域性的差別。根據臺大醫院1983~1990年調查15 至45 歲間第一次腦中風研究結果顯示腦出血比例相較於國外偏高(50%比20~40%)，男性比女性又多出30%，可能與中國傳統社會中女主內的角色及較少因為生產前後或服用口服避孕藥引發中風的影響有關(賴惠貞、張權維、連倚南，1992)。Zetola 等人(2001)針對164 位年齡介於15~49 歲首次中風的成年人所做的調查結果，其中141 位(86%)為缺血型(梗塞型)，缺血型患者有48%有動脈硬化現象，另有32%找不到病因，出血型以高血壓為主要發病原因；腦梗塞的重要因子是粥狀動脈硬化及風濕性心臟病;在台灣對於年輕成人腦血管疾病最重要的是預防高血壓及風濕性心臟病。因此，環境衛生的改善、預防細菌感染可減少風濕熱（rheumatic fever）的產生，加上飲食控制、規律的測量血壓以及生活型態皆有助於預防高血壓的產生；關於預後有93%的病患可獨立行走或只需扶持單腳拐杖即可行走(賴、張、連，1992)。[1]
※中風之照護需求
現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好的生活品質是一種很重要的醫療指標，尤其在中風後的復健，全球許多國家如美國、歐洲及台灣等，均有研究報告指出不佳的生活品質及生活滿意度對中風患者有顯著的影響，患者通常比較容易沮喪。因此，心理及物理復建兩者同步進行是中風患者醫療的趨勢(King,1996)。柯氏等人(2001)收集了53 位年輕型中風發病3 個月時的生活品質(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量表台灣簡明版，WHOQOLBREF)及憂鬱量表(CES-D)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參與的中風個案其中38 位男性，15 位女性，37 位為梗塞型中風及16 位為出血型中風，年齡為23 歲到45 歲(平均年齡39.96)。研究結果顯示在生活品質量表的評估中，患者在心理範疇的得分偏低具有統計上的意義(P 值0.016)；而心理範疇主要是反應一個人的自尊、身體意象及外表以及思考、學習注意力等方面。主要原因可能是覺得中風後感到身體殘缺，使外表受損並影響到其自尊心，在CES-D 憂鬱量表的評估顯示51%的患者有憂鬱現象（柯德鑫、林泰瑞、張嘉祐、林志弘、盧玉強，2002 ）。
根據Gatz 等人(1990)研究顯示，不同年齡層中風患者面對生活是不同的挑戰，20-30 歲年輕的中風族群關注於職能復健及長期經濟援助，在支持系統方面以考慮核心家庭發展階段，從工作夥伴、年輕小孩或父母等來尋求協助，對於適婚者要考慮其養育以及未來承擔父母的角色、社會化功能，如：約會、性、休閒娛樂以及健康等議題。年輕中風者面對生活所產生的無助或本身殘障及同伴對疾病的不了解，可能使患者產生被隔離、低自尊、身心影像改變及角色紊亂等；與60-70 歲的年老中風患者關注配偶退休及成年兒女的照顧議題是截然不同的。
Hartke & Brashle(1994)兩位學者以年輕中風患者(小於60 歲)與醫療人員做比較，評估中風患者之照護需求，研究顯示合適的運動訓練是患者覺得最需要的項目，其次為教育資訊、個人的諮商、壓力處理及娛樂社交活動。醫療人員方面則認為教育資訊是中風患者最重要的項目，其次為個人的諮商、性生活調適、職能訓練及家屬調適，而照護需求活動的排序兩組人員沒有顯著的相關。
另外，針對中風患者和其照顧者之需求調查結果，最需要的是照護訊息的提供，依次為有關患者疾病的導因及目前狀況、關於治療目標的訊息、中風的復發率及如何預防、中風後突發狀況及緊急處理、關於用藥及治療訊息、如何協助復健及提供諮詢的方式等，這些訊息照顧者覺得只有45~68%獲得解決(Zwygart–Stauffacher, Lindquist, & Savik,2000)。
年輕中風患者當中只有少數患者能夠身體毫無後遺症的重新回到全職場所，回到職場的多數人會出現不適症狀，如頭痛、容易疲倦、急躁或感到憂鬱等，可能原因是大多數的醫療人員通常著重在身體功能的障礙治療，而忽略患者的知覺感受(Roding, Lindstrom, Malm & Ohman,2003)。Roding 等人(2003)以茁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深入訪談5 位年齡介於37~54 歲年輕中風患者的復健經驗，結果顯示每天對生活不同的期望，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挫折是他們共同的經驗，因為無法工作和回歸正常的家庭及社會生活，產生負面的影響；從事日常生活，感覺是很困難的，女性挫折經驗來自於母親和家管的角色，男性挫折經驗來自於家庭經濟的責任；缺乏有關復健過程的相關訊息、適應此年齡的介入措施，結論年輕型與老年人患者中風後需求是不同的，建議年輕中風患者的復健要從工作條件及家庭情形來著手，以回復工作及承擔家庭責任為重點。
一般認為教養、哺育小孩對年輕中風患者生理及心理層面都是一項極大的挑戰。Culler, Jasch & Scanlan 等人(1994)對年輕中風患者在教養以及照顧小孩方面所做的研究，顯示來自社會、家庭、朋友或是完善的醫療設備的幫助下，這些中風患者還是能夠成為很好的父母，而且這些為人父母的中風者，只要在育兒工作上有一定的進步，對中風這本身的復原也有顯著的幫助，且恢復的機率比一般中風者高出許多，子女的成長狀況也與一般兒童無異。Oehring &Oakley(1994)研究指出年輕中風患者需要一個專業的支持團體，來表達他們不同的意見，對患者及其家庭或照顧者是很重要。由此可見，年輕中風患者復建重點為重返工作職場、承擔家庭責任以及教養子女等需求。
※疾病與壓力感受之相關性
有關壓力的相關概念是1956 年Selye 首先提出，他認為個體在受到外在刺激時，身體會表現出適當的反應，以滿足身體重新恢復正常狀態的需要，當個體出現這種反應時，表示正處於壓力之中，而壓力負荷量超越限度後會有害身心。Powers & Kutash(1980)對壓力源(stressor)所下的定義為個體所受的任何外在與內在需求(demand)，而壓力乃是對這種需求的反應(引自周治蕙、徐畢卿、黃佩玲、葉莉莉、劉瓊瑛，1986，p127)。而Lazarus & Folkman(1984)認為壓力是個人與環境互動後所產生的不平衡結果，且環境需求超過個體資源所能負荷，並危及個體感受到其安寧狀態受威脅(鄭幸宜、戴玉慈、郭壽雄、姚開屏，2000)。Holmes & Rahe(1967)認為壓力是一種生活情境的變動，壓力是個人能力迎合環境要求的某種關係型式(王秀枝、吳英璋，1987)。
在一般人口學調查有關中風的危險因子，壓力是最常被提到的原因之一，其次是抽煙和高血壓；但很多文獻指出壓力非中風的決定性因素，可能藉由心理壓力產生不同的生物學機轉增加中風的危險性（Thomas,Naja,Gudrun & Morten,2003）。Corbett (1985)認為長期心理壓力會遏阻身體免疫系統功能，減低個體對疾病之抵抗力，導致氣喘病、胃潰瘍、冠狀動脈疾病。而與壓力有關之疾病，突發性心臟病、腦溢血，每年在開發及工業國家均成為死亡率最高之病症。
黃曼聰等人(1995)針對中風患者所做的壓力感受研究顯示，超過半數受試中風患者之壓力感受依序為覺得身體活動不便、手無法活動自如、擔心會再次中風、搭乘交通工具不便、無法從事以前的社交活動、心情苦悶、無法繼續工作、需依賴別人照顧日常起居、覺得自己是家人的負擔、使家庭氣氛受影響。
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強調壓力是一種綜合的感受，是個人與環境互動結果，而影響身心整體安適狀態。
※中風與憂鬱的相關性
憂鬱（depression）一詞被廣泛的使用，它可能是一個徵象（sign）、症狀（symptom）、症狀群（syndrome）、情緒狀態（emotional state）、反應（reaction）、疾病（disease）或臨床存在的現象（clinical entity），憂鬱可以從輕度中度到有明顯精神病態的重度（李引玉，1991）。Bruckbauer（1991）指出憂鬱是一種低自尊的狀態，伴隨著無助感和無望感，可以是臨床症狀或是對悲傷生活中無趣的正常感受。
中風後遺症最常見的情緒障礙是憂鬱（Chemerinski, Robinson & Kosier, 2000 ）。無數研究報告指出中風後重度憂鬱的比率約10 ﹪ ~25 ﹪（ Astrom, Adolfsson, Asplund, 1993 ； Cainotti, Azzoni, Marra, 1999 ；Chemerinski, Robinson & Kosier, 2000 ），輕度憂鬱的比率約10 ﹪~40﹪（Chemerinski, Robinson & Kosier,2000）。有關中風後憂鬱症，在中風後第一年的盛行率，約30﹪到49﹪不等，其中重度者約佔1/3 以下（Jonas & Mussolino,2000）。亦有學者估計中風後憂鬱症產生在中風後兩年內約佔18﹪~78﹪；特別是中風後3~6 個月（Singh, Black, Herrmann, Leibovitch, Ebert & Lawrence,2000）。Narushima & Robinson（2003）研究指出中風所導致的日常生活功能障礙與憂鬱有顯著相關，中風後3 個月內使用抗憂鬱劑可以改善日常生活功能的復健；Terroni 等人(2003)根據不同研究方法指出中風後憂鬱盛行率約10~30%，中風後導致憂鬱的危險因子為日常生活功能及認知障礙，曾有憂鬱病史者，社會支持較差者以及大腦神經解剖功能等有相關；蘇王麟、楊百嘉（1991）對於腦中風後憂鬱症之初步研究結果發現腦中風後憂鬱症之罹患率約37.7﹪；與病人日常生活功能障礙有顯著相關，與年齡、性別、醫療保險有無、患側及教育程度無關。Chemerinski, Robinson & Kosier (2001)研究發現中風一個月後日常生活功能改善，可以減輕中風後憂鬱現象，早期有效的治療憂鬱對中風後復健有正向影響。程紹忠、李清華、徐延俊(2000)對急性腦中風後抑鬱焦慮調查及有關因素分析研究顯示左大腦半球病變者抑鬱發生明顯高於右側，未發現與性別、年齡、職業及文化程度有關。其認為情緒障礙的發生對腦中風的治療康復會產生阻礙作用，會降低病人對治療的依從性，甚至還可能引發腦血管病變的再發。余麗樺、陳九五、劉景寬及王興耀(2003)以整合性分析中風後憂鬱與大腦損傷位置及認知功能之相關性探討，研究結果顯示中風後憂鬱與右大腦損傷有關，但此關聯性極小，而中風後憂鬱與認知功能有中至高度之正向關聯，即中風後愈憂鬱其認知功能表現愈不佳。然而中風後憂鬱與腦損傷部位是否有關聯，有待進一步探討。
李慎初(2000)探討腦中風老年病人之憂鬱及相關因素，最擔心的事、社會支持與憂鬱在統計上呈顯著差異及負相關(γ=-0.306,P=0.001)，最擔心的事為疾病或家庭及較少的家人、親戚及朋友之訊息支持為重要預測因子。楊美倫(2003)調查中風失能患者自我概念、社會支持與憂鬱相關因素探討結果發現樣本平均年齡68.56 歲，憂鬱發生率為56.9%，其中輕度11%、中度22.2%、重度23.6%，失能程度越嚴重者所呈現憂鬱程度越高，自我概念為中風後憂鬱的最佳預測因子；在社會支持與憂鬱關係為負相關，即所感受到外界環境在情感性、價值性、訊息性，實質性支持越滿意，所呈現憂鬱越低，社會支持的來源以家人為主，感受到以實質性支持最多，價值性支持最少。腦中風後憂鬱症其對病人的復健進展功能回復是一大障礙。因此，重視患者的情緒問題，早期發現和早期處理，對促進疾病的全面康復具有重要意義。
※面對疾病壓力之因應行為
面對壓力情境時，每個人會採用不同的因應方式。Lazarus（1976）認為因應(coping)是一個努力的歷程；而Smith (1982)則強調因應是一種能力。Lazarus 和Folkman (1984)認為因應是認知與行為上的努力，用來處置被評估所耗費個人資源或超出個人資源所應付的內外在需求。Miller (1992)對因應行為(coping behavior)定義為個體可以用來改變個人與環境間壓力的關係，或是控制個人對壓力情境的情緒反應之行為。
Lazarus & Folkman (1984)認為適應是一個重要的資源，在面對壓力下能否保持良好的生理狀態及維持心理健康，有賴於個人有較寬廣、極具彈性的適應能力，能夠成功的因應生活中極富壓力事件。因應有兩個功能，分別為調整壓力情緒(情感取向) (emotion-focused coping)以及嘗試去改變壓力源的問題（問題取向）(problem-focused coping)。情感取向主要是減輕及調適伴隨壓力情境所產生的情緒問題，並非針對問題本身做解決，反而改變自己情境的感受及想法，是一種緩和性及掩飾性的策略而不是問題解決的策略。目的是使個人在壓力情境下能感覺舒服些，如，哭、生氣或難過，它雖不一定能改變事件，但可調節情緒，使人好過一些。以問題取向即直接行動來處理或改變困難的情境，不論是經由外顯的行動或是經由心智或活動去解決問題。如：尋求各種資源，改變以前的行為、信念、態度及期望等。大多數的情境同時需要這種因應方式。
Bronsterin (1991)認為一個人對疾病若能採取有效的因應方式，可控制其焦慮、害怕、悲傷或內疚的不舒服感覺，使個體維持感覺良好的狀況；Pearlin & Schoolor（1978）認為因應具有三項保護功能分別為：處理引起困擾的問題狀況、改變經驗的意義讓問題狀況中性化、調整問題狀況引起的情緒困擾。Moss (1977)指出面對疾病時常被採用的七種因應技巧，包括:否認或降低疾病的嚴重性、尋求相關的訊息、尋求再保證和情緒支持、學習與疾病有關的照顧技巧、設立逐步可行的目標、預演可能的結果、和尋求事件的意義。並提出身體疾病危機的概念模式，認為影響對疾病的評價、因應以及適應結果的因素有三分別為：（1）個人的背景與特性，包括年齡、智力、認知與情緒發展、宗教信仰等；（2）疾病因素，包括症狀、部位、損傷程度；以及（3）物理和社會環境。Cohen ＆ Lazarus (1979)則將因應疾病壓力的方式分為尋求資料、直接行動(指針對自己或環境採取行動來處理壓力情境)、抑制行動(指避免會有傷害的行動)、運用內在心理過程(如防禦機轉等)、尋求他人的支持與協助等(引自蘇雅玲、張媚、陳月枝，1994)。黃曼聰等人(1995)針對中風患者進行研究，發現超過半數受試者面對壓力所運用的因應行為依序為：專心治病、尋求訊息和社會支持、與疾病共存、對疾病主動因應及定立計畫生活、訴諸天命無為哲學。
有學者認為慢性病患者所採取的因應行為包括：因應複雜的醫療處置、處理併發症狀、學習與疾病共存、因應疾病末期狀況、處理社交隔離與瞭解可運用的社會資源，若協助患者採取正向的因應行為，則其對疾病的適應較良好(Miller,1983；胡月娟，1994)。
當個體面對壓力情境時，有一些因子是可以幫助個體回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具有緩衝功能。早在1967 年Home & Rahe 兩位學者就證明社會支持是可以促進身體的調適，藉此緩衝可預防負面的健康狀況，與他人的互動以達成並維持個人生活的滿意度，以及來自朋友和親戚的社會支持也證明可以對抗負面的心理社會現象(Oehring & Oakley,1994)。
在許多壓力理論中均強調，人格是影響個體因應壓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人格特質具代表性的觀點為A/B 型(Type A/B)與內外控傾向行為。Friedman & Rosenman (1959)認為A 型人格特質為具有旺盛的企圖心及侵略性，經常努力奮鬥不懈，期望以最少時間獲得最大的成就，並在行為與情緒上，欲與他人一較高下。反之，B 型人格特質較具有耐心、不具攻擊性、行動緩慢、不注重競爭及成就感。另外Frost & Wilson (1983)兩位學者認為B 型人格者在輕鬆的環境中並不會有罪惡感，也不會經歷長期慢性的時間壓迫，較少目標導向，對於自己能完成的一切感到接納與喜悅(Frost & Wilson 1983；林淑芬，2001)。有關內外控傾向(Locus of Control)的概念起源於Rotter(1954)所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Rotter 認為內外控傾向，即個人對生活環境的控制認知，若個人認為自己為命運主宰，將有關自己的是皆歸因於自己的責任，則為內控者，反之若認為自己的命運並非自己所能掌握，與自己相關的事無需擔負太多的責任，則為外控者。Joe (1971)則認為外控者比較憂鬱、好攻擊、武斷、缺乏自信心與洞察力、對社會的贊許的需求低、使用敏感的防禦方式(Joe,1971；甘水美，2001)。許多學者認為外控者比內控者有更大的壓力及焦慮感(莊小玲、葉昭幸，2001)；國內相關研究也發現，越傾向外控者其所感受到的工作壓力越高，越傾向內控者其感受到的工作壓力越低(趙傑夫，1988)；邱書璇(1993)的研究顯示：越趨向外控者愈適應不良，易導致個體分心、焦慮，無法應付危機，而愈趨向內控者愈是採取積極有效的適應方式。
另有學者指出每一個人對壓力的評估、反應及因應行為都不同，許多文獻發現壓力感受、身心社會健康及因應行為與人格特質相關，人格特質會直接影響壓力、評價、因應行為與整個過程，同時更指出每個人對壓力的感受、反應及因應行為均不同；也就是說，壓力感受、壓力反應及因應行為具有個別性的差異(Clarke,1996；Park,1998；Parkes,1994；許淑蓮、林惠賢、黃秀梨，2001)。當社會支持程度較高或人格特質較傾向內控者，其壓力感受與身心困擾的程度就越低(莊、葉，2001)。House (1981)認為社會支持可以使人因應壓力，個體如果擁有支持性的社會關係時，面對壓力情況造成身心負面的影響較少；社會支持較高對減低壓力有影響力(楊蓓，1988)。
另外，人格特質與因應行為也有關，社會適應力佳者使用成熟方法多於低層次的自衛方法，愈樂觀者使用面對問題、接受責任的行為愈多，使用逃避行為愈少( Puskar, Sereika, Lamb, Tusaie-Mumford, & Mcguinness,1999；許、林、黃，2001)。身體殘障的發生對患者而言是一種挑戰，並非每一個人所經歷悲傷過程都是一模一樣，其中的差別在於人格特質、學習過程和環境的不同(胡，1997)。在生活中，任何改變都可能帶來壓力，而什麼事情會產生壓力，往往和個人的基本特質、情緒以及當時的身體狀況、環境是密切相關的(Biley,1985；Gier,Levick,& Blazina, 1988；陳綱華、顧乃平1997) 。在壓力的處理與因應中，有人勇於面對尋求資源，並加以預防，但也有患者讓情境更加複雜。專業人員如何協助患者運用不同的因應策略，而成功的管理壓力情境以協助其壓力的處理與因應。
臨床常見恢復期的中風患者面對無法改變事實的壓力情境，同時需要兩種因應方式，但實際對此新興族群年輕中風患者面對壓力的因應行為及其採用的策略，仍待進一步研究探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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